佛学诞生于印度，东汉明帝时经西域传入中土，魏晋以后，佛学广为流传，被中国固有的文化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植根于传统文化，在多学科的基础上融汇贯通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佛学东渐必然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总结而成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与古巴比伦医学、古印度吠陀医学合称人类最早形成三大传统医学。

　　

　　禅宗强调明心见性，即直观领悟；中医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觉来把握世界，感悟生命。中医的诊察过程实际是一种直观思辨，强调用心体验，通过直观外推相内向反思，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综观全局，整体分析，也是一种悟的过程。禅宗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中医固有的“医者意也”的直觉体验不谋而合。

　　

　　佛教烦恼的含义比心理上恼怒心烦的外延大得多，泛指与正道相反的一切心理和行为，是负面的、错误的、有害的、罪恶的，可谓一切烦恼皆是虚妄。作为中医病因的烦恼则包括七情致病的主要内容，导致人的性情偏颇，出现心身疾病， 一般医生治病靠药物，佛学疗疾则靠“心”，并强调乐善行施，淡泊名利，即所谓“养性者，所以成性，性自为善，内外病皆不悉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径。”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圣人认为身心虚弱就容易被邪气贼风侵入，人的生命始于元气聚，终于元气散，所以，中医以元气的充沛与否，运行是否正常协调来阐释生理、病理现象，若体内元气充沛，运行正常协调、机能活动就健全，抗病能力就强。若气有虚实之变，或运行失常，整体或局部组织脏器的机能活动就会兴奋或减弱，就容易被邪气侵入而罹病。

　　

　　《上古天真论》又云——

　　

　　阴阳者，大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也是阴阳变化的结果，生命的整个过程是仰赖于自身阴阳的对立统一。若阴阳失调，或阴盛阳虚，或阳盛阴虚，或阴阳两虚，都易被邪气贼风侵入而患病，这时要补其不足或并补之法，使阴阳恢复对立统一关系，人就会复归于协调平衡的健康状态。总之，调气也好，补阴、补阳或阴阳双补也好，是在补虚，目的就是避免邪气贼风的侵入。所谓邪气，即从虚而入之气，亦名虚邪。这在佛道来说，就是正念虚，邪念从虚而入，产生妄念，神不守舍，烦恼丛生，即是病也。反之心情恬淡，寂寞无为，专注一境，修持禅定，正念即从兹而生，精神内守，邪念即无机可乘，病魔从何而来？《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认为心为肺、肝、胆、膻中、脾、胃、大肠、小肠、肾，三焦、膀胱之君主。君主神明，各官就会安其职守，以此养生，就会长寿。若心主不明，则危，十二官不会相使，还会伤形败脉，不但不能养生，还会招致灾殃。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就是心主神明、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聊八识就会各安其守，上传下达，政令畅通。如此养生，就会延年益寿。反之，心主不明，贵贱不分，八识相乱，政令闭塞，心所有法中的烦恼就会产生。以此养生，不会长寿，还会灾祸临头，危及生命。因此，只有观照自己本心，制止外魔侵入，修行止观，方可治病延年益寿。

　　

　　《华严经·夜摩天宫偈赞品》云——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心之产物。就是说，人心的烦恼、意念，乃至见诸于实践的言行都是招引吉凶祸福的基因。因此心念——行为——习惯——性格——命运——生老病死的根源和个体轮回的主体，只有摒弃一切欲望，眼不见色，耳不闻声，鼻不嗅香，舌不知味，身不触觉，意不缘法，心无挂碍，才会彻底摆脱烦恼，达到涅槃境界。

　　

　　《天竺经眼论》中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最早记载，由印度僧人传授予谢道人，《外台秘要》云：“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由于这种手术疗效显著，被医家广泛采用，融入我国眼科学。《目经大成》中的金针拔障术八法——审机，点睛，射覆，探俪，扰梅，卷帘，圆镜，完壁，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龙树菩萨方》的七十二眼方也直接影响了中医眼科学的发展，有的至今仍被运用于临床。

　　

　　历代医僧及居士中之习医者，借行医以弘扬佛法，其中医术高明者慈悲济世，嘉惠群生，著书立说，丰富了中医学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