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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云大师我是一个以佛教为命的人，佛教里面，有个中国佛教会，就是我们佛教徒的家园，就是我们信仰的依赖。我们佛教生命的生存，需要有一个中国佛教会；但实际上，中国佛教会要得人，所有的佛教徒才有一个幸福的
（编注：文中“中国佛教会”均指“台湾中国佛教会”。）
佛光山1977年所举办的三坛大戒，被誉为模范戒期。图／资料图
文／星云大师
我是一个以佛教为命的人，佛教里面，有个中国佛教会，就是我们佛教徒的家园，就是我们信仰的依赖。我们佛教生命的生存，需要有一个中国佛教会；但实际上，中国佛教会要得人，所有的佛教徒才有一个幸福的家园。
但假如是一个很滥的中国佛教会，它就只有吃信徒的、吃会员的，可以说无所不为，等于一个败家子弟、末代王孙，让我们的生命生存困难了。
我为了爱护我慧命的家园“中国佛教会”，所以很用心思惟：如何为佛教会发展？记得在一九六三年，台湾的国民政府派我们出去访问，当时，白圣法师是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当然担任团长，政府就指示我做发言人兼秘书。其实，理事长连我们访问的国家、东南亚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什么叫马来西亚？什么是新加坡？他好像也茫无头绪。我自己也不是很懂得，不过，因为我年轻、好学，也因为曾经写书出版的关系，早就和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些我的读者往来，我就做了一些访问前的准备。经过一、二个月的筹备，办签证、备办礼品、规划行程等等，终于启程。
无私奉献想为佛教发展
记得有一天，在访问途中，白圣法师感觉到泰国的佛教非常有组识、条理，他就很慨叹说：“中国佛教没有力量。”我趁这个机会就发言：“老法师，其实我们中国佛教会是有办法的，只要老法师发心，一定能做得到。”
他听我这么一说，很专注凝神听我讲述。我就说；“我们回去，可以把台北临济寺（当时由白圣法师挂名住持）改为佛教的信徒服务中心，让南来北往的佛教徒，都可以到那里去挂单、办事，让他们在台北有个连络中心。我们也可以把善导寺改为中国佛教学院，培养二百个至三百个会务人才、弘法人才、行政人才等等。”
为了自己这样的建议，我接着说：“我愿意把在高雄新建的寿山寺奉献出来，那个五层楼的建筑，可以送给中国佛教会做为高雄市佛教支会。我在宜兰，也有新建的宜兰念佛会，也把它奉献出来做宜兰佛教会所在地会址。以此做个示范，让寺庙表现爱教，让教会有个办公、专职的地区。”
“此外，我在三重埔也有个佛教文化服务处，虽然不大，不过也有三层楼，可以奉献给中国佛教会，让佛教会在那里成立一个佛教文化供应站。如此，中国佛教会就可以一新耳目，以这样开始，其他的寺院、佛教徒，对中国佛教会必定有向心力。”
我以为我这一段话说了以后，他会很感动，也会很赞成。因为对他没有损失，对佛教是很大的增长；在我，不敢说牺牲，因为本来佛教就是我们大家的，我的也是佛教的。
但是，他听了我的话以后，毫不思索的回我一句：“你回去，叫悟一法师把善导寺先奉献出来。”我一听，完了，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以身作则，都叫人家先奉献，你身为理事长，你的临济寺为什么不能做佛教的服务中心呢？我知道势不可为，也就算了。
佛教学院招生蓬勃热烈
之后，我们的访问行程到了印度，中央社的记者在岛内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则新闻，说我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见面、讲了什么话，文中并没有提到白圣法师。因此，我知道他心有不满，本来他就非常不喜欢我，不准我跟他一起出国，还是中央党部说，如果不让星云某人参加，那大家就不要组团出去访问。因为中央党部总想到，应该让外国人士看到中国佛教的青年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原本他就是不得已让我参加，这一次事件之后，从此更加留下心结了。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新闻记者发新闻，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要他怎么做。访问结束回台以后，蒋介石要召见我们一行人，他就把我剔除在名单之外，也没有通知我去，后来我也不去管他了。
不过，佛光山开山以后，我心里想，我应该还是要向中国佛教会示好。因为当时的我，也没有什么力量在佛光山这一片土地上有所发展，我就有意把这块土地奉献给中国佛教会，让佛教会到这里来办一个什么事业，但是他一口就回绝。想想，我们也很自作多情，人家又不接受，不得已，我们就自己来吧！因此，我就开始建设佛光山，定名为“东方佛教学院”。
在这期中，很快的，东方佛教学院不用二年就完成了。一招生，就有三百多人，可以说，轰轰烈烈的展开了为佛教作育人才的一个基地。学生之多，四众弟子都有，尤其师资，居士里有唐一玄、方伦，有成功大学的教授王淮、唐亦男，教务长阎路，台湾大学的陈鼓应、杨国枢、韦政通、李亦园教授等等。再有，佛教的会性法师、慈霭法师、慧峰法师、煮云法师……可谓济济多士。我也感觉到，招生这么容易，看起来佛教前途有望。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山西朋友叫冯永祯，他是中国佛教会的秘书长，一向对我很友好。他告诉我，在佛教会会议的时候，白圣法师叫他怎么样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冯秘书长对白圣法师说：“师父，我们对天主教的神学院、基督教的圣经书院，我们都没有打倒它，为什么要打倒佛教办的东方佛教学院呢？”白圣法师才没有开口。因为这样子，我也很感谢冯永祯秘书长的功德，让我们佛光山一条小命可以苟延残喘的存活。
访问团前往东南亚及东北亚访问。团员有：白圣（右一）、净心（右二）、大师（右三）、贤顿（左一）等法师及朱斐居士（左二）等。图／资料照片
建议赏功回馈信众贡献
我也在想，我们既然有心于教育，就要培养人才；于是和日本大谷大学、同志社大学、佛教大学等连系，派遣一批年轻人到日本留学。如：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法师。日本的入学证都寄给我们了，我和中央党部也有过连络，他说，你只要名单来，我们就为你转教育部，让他们来批核。但是，依程序这个名单要由中国佛教会转呈。
于是，我就把名单数据统统送到中国佛教会去。隔了半年都没有讯息，我就到佛教会查问，他们只说：“现在还要了解。”就是不肯为我们转办。
我想到，做为佛教会，应该要帮助佛教保送人才到外国留学、提拔人才，为什么要阻碍这许多年轻的人出去进修呢？你对这许多年轻人有这么严重的成见吗？最后，还是由中央党部出面，要佛教会他们把文转去，中国佛教会不得已才送去数据。不久，“教育部”就批准了这许多人陆续到日本求学。
此外，在海外弘法的一些徒众，他们回来以后，再想要出去，要佛教会转呈中央的文件，他都不肯帮助。例如，慈庄法师的父亲过世，回来奔丧后，就不能再出去了。又如，依空法师家里长辈过世，回台奔丧后，要再出去，也不能了。甚至，依照法师在美国西来寺服务，他回台一次之后，也不能再出去了。可以想见当初要出去，在台湾是多么重大困难的事情，我心里想，所谓禅门失火，不必殃及池鱼，佛教会你不喜欢我，对这许多年轻人，也不必迁怒于他们，让他们的前途受到这么大的障碍。
说起来，每次中央党部，一定要叫中国佛教会留常务理事的位置给我，我也为了示好，每次佛教会开会我也都表示善意。但是很可怜的是，我的善意都变成了恶意，好缘都变成了恶缘。
例如，我建议我们佛教会要奖赏有功人员，让在家信徒觉得他们为佛教的贡献都有回报。我说，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只在南部建了佛光精舍，我愿意提供十个房间给佛教的有功人士，给他们做养老之用。如赵茂林在监狱布教数十年；如张剑芬为佛教做对联、楹联，对佛教文化留下许多贡献；又如刘国香、陈慧剑著书立作，办佛教的杂志等等。但他们听了都不开口，不置可否，没有人说好、说不好，也没有什么反应，就用别的问题岔开，不提此事了。
不受阻挠按时开坛传戒
我也很纳闷，这么一件好事，以为他们会很欢喜，赞美我为公、为佛教设想。但是事后，悟一法师就警告我：“你每次来开会，都让人讨厌。”我说：“为什么？我对佛教会这么好，这么想为佛教奉献。”
他说：“你以为很好吗？但大家都讨厌你。”我就问：“什么原因呢？”他回答：“你看，你说提供多少房间给佛教会，你知道，这伤了别人的心，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面子，好像佛教会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一听，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这样啊！原来对佛教会不要有贡献才是保身之道。”
这些也不去谈了。一九七七年，逢佛光山开山十年，我早就已经向中国佛教会、内政部登记要传戒，算起来也应该轮到佛光山了；但是中国佛教会百般阻挠我，让我几乎传戒不成。传戒大事，我久有准备，最后决定还是按照时间开坛传戒了，一共有六百名戒子，行礼如仪，获得“模范戒期”之称。
在我心里想，戒期完成，就可以把戒牒分发给戒子。当时，每一个戒子要向中国佛教会缴纳五百元或一千元，我的钱也付了，他就不肯给我戒牒，让我在戒期结束的时候，感到失信于戒子。因为我跟他们说，六个月的戒期圆满，我会有戒牒给你们。但几经交涉，佛教会理事长白圣法师的法子净良法师就是不肯给我。
我甚至于为了跟中国佛教会妥协，请了理事长白圣法师最爱护的大弟子净心法师来做我们戒期的总开堂，表示我们合作、和好。以这样的关系，他还是不肯给我戒牒，说来好像比官僚、衙门还要严厉。
经过了这类的事件多次，我也不要一一去叙述了。总之，如社会谚语所说“儿不嫌母丑”，我们做为佛教的人士，对教会尊重、爱护，也不必去嫌弃。但是佛教界的怨言，不能忽视。我们问一句：“佛光山五十年为佛教做了什么？”我们也再问：“中国佛教会五十年为佛教做了什么？”除了打击佛教、阻碍佛教，给佛教困难，又为佛教做了些什么具体内容呢？历届做佛教会理监事会的那许多人士们，请你们把中国佛教会的功勋来表扬一下吧！
阻碍发展令人不能理解
讲到这里，让我不得不感慨，佛教是一个宗教，我们进入佛教，就要奉献、牺牲，光荣归于佛陀，成就、一切都归佛教才对；为什么一掌握住佛教会的职权以后，就作威作福，以佛教来打击同道信者，阻碍佛教的发展？我百般不能理解。
想起过去太虚大师在世的时候，也有慨叹，所有的佛教徒，几乎和太虚大师倡导的新佛教运动都不予合作；但是一遇到“庙产兴学”的迫害，佛教受到政府刁难的时候，大家又去找太虚大师来奔跑、呼吁，请他出面来护持佛教的权益。为什么平时都不知道、都没有忧患意识，对于佛教的力量，都不去培养、不尊重、不保护，到了利用的时候，才要找有力人士呢？
其实我与中国佛教会之间，也曾经有过几次转机。我曾请慈惠法师去做秘书长，但慈惠法师不愿意；后来，中央党部想用张培耕做佛教会的秘书长，但是也因为他和我比较亲近，曾经为我编过《普门》杂志，因此，佛教会就想办法阻止，不让他担任秘书长。
后来请了中法师出任，了中法师怕我对他抵制，记得我正在彰化福山寺开山工程的时候，了中法师还由悟一法师亲自带领，在彰化向我来拜托，让他做秘书长。
我本来就与人为善，张培耕也不是我一定要他做的，了中法师也是青年才俊，我也乐于成就，你欢喜做，我也签字同意。
但是，了中法师做了秘书长以后，也成了白圣法师的帮手，用中国佛教会的名义办了玄奘大学，其实，今天全佛教界捐献的人，你们去想，玄奘大学是中国佛教会的吗？
一九七六年大师带领访问团访美。
文／星云大师
另外，也曾经有一段时期，佛教界一些良心人士，想要推选我做佛教会的理事长。但佛教会竟然疏通社工会主任萧天赞，让他到佛光山叫我不可以担任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萧先生告诉我，要我担任中日佛教促进会的会长，等到下一任的时候，他保证让我做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
我很纳闷，本来我也没有什么要到中国佛教会做理事长的念头，为什么要这样前来叫我退让？我原本就没有进取，还有什么退让的呢？
不过，说起佛教会的风云，实在也很奇妙。例如，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讲演了三十年，树林海明寺的悟明长老，与白圣法师也算同一个派系，不过，悟明老对我也还满友好的。因为大家友好，都要彼此往来，所以有一次，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讲演，他也在座，我便邀请他在我演讲之前上台致词。就因为他这一次替我致词，想不到，没有几天，白圣法师就把他在佛教会“常务理事”的职务拿下来。有这么严重吗？
所以，后来我就跟一些同道朋友，例如现在还在台北的今能法师、过去的祥云法师，说，你们要想进入中国佛教会当理、监事吗？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们只要反对我星云，我保证你们就有理、监事的位置。
因为那个时候，在台北的中国佛教会，每一个人到了理监事会选举，大家就热烈竞选；选过了之后，名片上就多了一个“中国佛教会理事”头衔，就好像做了官一样。
争取与会前往日本交涉
中国佛教会由白圣法师做了四十多年的理事长，可惜，四十多年，哪一件事是对佛教有贡献的？说来，关於中国佛教会的事，要是慢慢的讲来，也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的。
例如，我们访问过东南亚之后，中国佛教会就说为了团结海内外佛教，就想召开一次世界华僧大会。照讲，因为我跟著他们出国，缘分最多，我也应该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佛教会就是不让我参加。
当时，台湾每个县支会的理事长，只要出资五千元，可以做华僧大会的当然代表。我是宜兰县佛教会的理事长，当然我也有一份；但是，全台湾的县市都已经做了代表，只有宜兰县佛教会是由常务理事真华法师代表参加。
后来又说，不管谁，只要捐款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做代表。我还记得华宇出版社的朱蒋元先生，他跟我建议说，干脆你就来一招，捐他个二百万给华僧大会。
我一听，倒也不是说要捐五万元做代表，而是因为对国际友好的朋友到台湾来开会，我们应该给予赞助，所以就捐了二百万元。但是，香港的觉光法师跟后就捐了二百零一万，白圣法师也捐了二百零二万，这不是很有趣吗？
我也记得，章嘉大师要我参加在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他们也想方法阻止，连章嘉大师组团，要我参加做代表之一，都不给我机会。所以，在白圣法师的领导之下，除了中央党部下令让我去访问东南亚之外，所有的大会，他从来没有让我跟他一起出席会议。
不过，到了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日本召开会议，听说大会已经删除在台湾的中国佛教会代表的资格，由主办单位邀请大陆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参加。白圣法师他们这才感到著急，觉得要派人到日本去交涉，台湾不能放弃。本来应该是由白圣法师前去，这时候，他倒满谦让的，就让我做团长组团前往，团员有净心、圣印法师、翁茄苳，以及慈惠法师翻译。
友人协助取得会议资格
我们到了日本以后，主办的日本佛教会组织部长岩本昭典先生，跟我差不多的年龄，可以说是多年相交，惺惺相惜，结为兄弟一样的至交。我找到他，他说：“哎呀，报名已经截止，会议都已经定案。你们现在才来，又要恢复报名参加……。”他面露难色，心中似乎感到为难。
不过，由於看在我们过去的关系，他特地调出档案，把日期修正一下，让中国佛教会终於可以做为代表，出席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问题解决了，但是当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中国佛教会派遣前往到日本参与会议的代表名单已经排定了，如：白圣法师、道源法师等等。
圣印法师知道了，还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我们在日本前方作战，他们在后方分赃？”我本来就无意於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一生很怕开会，坐在那里，尤其语言又不通，很无聊啊！一听到没有我们参加，我反而很欢喜。只是，这种作风就是让人觉得很不以为然。
法国的禅定法师知道中国佛教会这样的不友善，他就出面，特地专函邀约我到越南参加“世界佛教社会服务会议”。我心里想，佛教不可以这么搞分裂，我应该随著团体活动，所谓“我在众中”，我要和他们在一起。
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要想出国参加会议，必须都经过中央党部党团会议的决定，党团要派人来佛教会指定人数、时间多久等，也通知我一起来参加。我特地从高雄坐夜车赶到台北善导寺出席会议，白圣法师是理事长，也是会议的主席，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中间，等时间到，会议就开始。
他一看我进入会场就问：“你来做什么？”我说：“老法师，不是说要到越南参加社会服务的国际会议吗？”他说：“我们里面都不欢喜你参加，你不必去了！”
当时我一听愣住了，心里想，我们总是年轻晚辈，於是我就说：“那老法师，我就告辞了！”
我出来了以后，在佛教会担任常务理事的立法委员莫淡云代表也跑出来，很遗憾的样子，问我说：“你就这样回去高雄吗？”我说：“我不回去做什么呢？我没有事啊！”她也无可奈何。我又再坐上火车，当天晚上回到了高雄。
巩固友谊组团赴美庆贺
尤其有趣的，一九七六年逢美国开国二百周年纪念庆典，全台湾各个团体，藉著这个机会，为了巩固台湾和美国的友谊，纷纷组团表示祝贺。但那时候，佛教界都没有人敢组团到美国去，因为路远，语言又不通，在美国接应的单位也很困难。中央党部社工会的总干事汪崇仁先生，他来中国佛教会开会，私下跟我说，希望我组团，代表佛教会前去美国。他致词表示希望佛教会组团，提到：“你们像星云法师都很有能量的，他也可以组个团前去。”
白圣法师立刻很老练的说：“总干事，不劳你烦心，我来组团。”不过，汪总干事也很高明的说：“老法师，你组织第一团，星云法师组织第二团，你们多组几个团到美国去也很好啊！”他们好像在斗智一样。但是这是我不欢喜的，何必佛教这样分裂呢？团结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过了一段时期，我想，还是去拜访白圣法师。我说：“白老，关於中央党部上次指示我们组团到美国，我有个意见，你做团长，我做你的副手好了；第二，如果你说你做名誉团长，那我来效劳带团服务。”
我以为这样的话，他会很欢喜；但是他说：“我们这里面的人都不喜欢你，我们都不要跟你参加，你去做你的吧！”
当时，虽然我面上没有跟他抗争，但心里下定决心：“好。”所以，我后来就自己组团前去美国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访问。但佛教会他们迟迟没有动身，等到我们回来以后，人家的庆典也都过去了，他们才成行。
后来是信徒回来转述，在途中，他们团里的纷争，甚至路上发生打架、吵架事件，那也不是我所能评论的事情了。
创佛光会全球百万会员
不过，据闻中国佛教会到了夏威夷，行程安排访问总领事柳鹤图先生。当他们抵达的时候，总领事从楼上下来就喊道：“星云法师！”他以为是我带的这个团，不知道是由白圣法师领队的另外一个团。那许多团员也感到很愕然，我们的团里没有星云法师啊！当那许多团员回来告诉我这许多趣谈，我只觉得丢人献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可取之处。
后来，感於佛教会太过官僚，障碍佛教发展，我只想到，佛教实在很可怜，好比铁路拥塞，再加建一条高速公路也很好，为什么要彼此排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在佛光山开山三十年左右，我就创办了国际佛光会。
有佛光山在各地的分别院做基础，一下子，国际佛光会就蒙政府批准，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成立大会。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几十年，每次开大会，要找上级的官员来代表，连内政部的一个科长都不肯来，只派一个科员应付；但是我们佛光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成立大会，除了时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莅临以外，历任的内政部长如：邱创焕、林洋港、吴伯雄、许水德等全部到齐。由於这样好的开始，在台湾的发展就非常顺利。我们只是为信徒服务，一下子四百多个分会纷纷成立，海内外信徒会员达到百万以上。
由於一些保守的寺庙、出家人都很单纯，他们并不知道佛教会里面的风云，也不知道佛教会的这么多纷争，我们也不愿意佛教有所谓的家丑外扬，所以过去以来，我也没有提过这许多事件。只因为佛光山开山五十周年，经过很多的信徒回来“话说佛光山”，就把五十年来佛光山受佛教会压抑的情况，也聊说几句，表示让历史有一点记载而已吧。
如果拥护白圣法师做了四十年理事长这种滥权、因循、官僚风格的人，你们想要出来说话，也是不要紧，我还有更多的话可以告诉你们。
如同这文章一开头提到，中国佛教会可以说是我们佛教徒的家园，信仰的依赖，但几十年来，这个家园处於偏远的山区、海边，已经穷苦不堪，不但不能保护我们，还让我们饱尝饥寒受冻。现在，我们只有在山区、海边呼号，亟待救援，大概用这样的比喻才能说明吧。
不顾大局使得发展受限
我也几度想，干脆发出声明佛光山脱离中国佛教会，因为以佛光山在高雄这样弘法利生的能力，可是想取得一名高雄县佛教支会的理事，都不能做到。所以说，他们对於佛光山的排挤，完全不顾一点佛教的大局，只是自私自利，实在是过分。只是，我们想到身为佛教徒，还是忍耐吧！因为忍辱波罗蜜就是我们的修行，也就算了。
现在，成立了国际佛光会，在全世界五大洲有几千个分会，有几百万的信徒；可是，我们的中国佛教会对国际佛光会还是要给予一些贬压。例如，不时会收到讣闻，每一次他们都做治丧赞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硬是挂我做副主任委员，我也不知道我和那个往生者的关系，怎么忽然就做了副主任委员，而且竟然也做了好多次。
正主任也好，副主任也好，正主任就增加一点什么吗？副主任就减少一点什么吗？都不会的。只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人处世呢？为什么大家的心量这样狭窄，如此，怎么能为佛教、为信徒来谋取福利呢？怎么能以佛陀的慈悲、包容、尊重来弘扬佛法呢？
所以，在话说佛光山五十年的这个时候，另外还有佛光山受打压的事迹，我也就不再去一一述说了。因为，中国佛教会到底还是我敬爱的团体，只是，出於“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把这一段说出来，我的内心在滴血，实在痛苦；但也让台湾的大家知道，佛教的法运如此，真是时也、命也。
可怜的佛教，原本在台湾可以更有力量、更有发展，争取在社会上服务的地位，可惜，在中国佛教会这样的行事态度之下，让我们佛教界的生存，受到了限制，甚至受到人家轻视。
叙述至此，不得不掷笔一叹。慈悲伟大的佛陀啊！您说，奈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