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居士杨仁山 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杨仁山可谓近代中国第一批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人物。他先后随曾纪泽、刘芝田出使英法，前后两次，共计六年。

杨仁山居士

金陵刻经处的大门

杨仁山旧照

《净土四经》版

深柳堂

杨仁山居士墓
高楼林立的南京市中心新街口，有一处别样的古式庭院，这就是海内外著名，创立于1866年的佛教文化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物保护单位——金陵刻经处。座落在闹市淮海路上的金陵刻经处，门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但过往的人们总难免心生疑窦：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处所？名称让人不得其详，而一带院墙围着的古式院落，又似乎与此红尘扰攘的世界隔绝，更多几许神秘。
然而，当你走进了金陵刻经处，了解了金陵刻经处，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神圣感油然而生——那是真正的佛经的圣殿！
杨仁山的梦想
金陵刻经处创办人杨仁山（1837—1911），美国汉学家维慈称之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远观其势，当代人也会多以传统眼光视之，但殊不知在当时诸如谭嗣同、梁启超等社会精英眼中，杨仁山却是一个“中学西学”、“新学旧学”兼通的人物。
确实，杨仁山可谓近代中国第一批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人物。他先后随曾纪泽、刘芝田出使英法，前后两次，共计六年。考察西方，不仅让他对西方科技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买回许多西方科技仪器帮助时务学堂办新学，而且产生了当时乃至后来中国都难以产生的深刻的思想认识。
杨仁山梦想：“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
他开始了一个孤寂的先觉者的筚路蓝缕。
晚清中国佛教衰敝之极，学佛信众几乎一经难求。 1865年，杨仁山初至南京。此前病后阅读佛典《大乘起信论》而对佛法发生兴趣、产生信仰的杨仁山，来到南京便搜求佛典，但也仅购得经书数种。
1866年，杨仁山携全家移居南京，参与经过十年战火后的城市恢复工作，主持江宁工程。
战火过后的南京，佛教文物典籍损毁殆尽，甚至连最常见的佛经如《无量寿经》等也难以找到。他与同事王梅叔，深研佛学，两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切磋，对此佛法衰敝、经书难觅的境况，深感痛惜。他又与曹镜初等交游，共同讨论弘法事业，认为当此末法时代，只有佛教经典广为流传，才能光大佛法，普济众生，便发起创办金陵刻经处。
1866年，金陵刻经处成立，首刊《净土四经》，开始了印经以弘法、弘法以利生的事业。杨仁山约志同道合者十人，草订章程，募刻佛藏。刻经经费除发起人按月认捐外，派人外出劝募。刻经处初创时期，设写手一人，刻手七人，主僧一人，香火两人。杨仁山“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
杨仁山身兼数职，有碍学佛，1873年，遂屏去世事，拟专志刻经弘法。杨仁山泛舟游历江浙，礼阿育王寺佛舍利，朝普陀山梵音洞，听闻苏州洞庭西山有古寺，想必有旧经古籍，便又前往搜寻，无所得，而旅资短缺，几不能归。时家计也发生困难，即复就江宁筹防局工作。1875年，去汉口经营盐局工程。
1878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法，在英国博物馆见到国内遍寻不得的我国古本佛经，异常感慨，刻经弘法的决心更加坚定。1881年6月30日，在伦敦日人末松谦澄寓所，杨仁山见到了在牛津大学研究梵文的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第二天晚上又约见于中国公使馆，“奇谈颇多”。杨仁山与南条文雄相互探讨佛学，相契甚深，结道谊之交。南条文雄赠与杨仁山梵文本《大云轮请雨经》，从此，他们经常互赠经书，往来切磋。杨仁山归国后，还时常托南条在日本购书，前后共购得中国隋唐古德遗著300种左右，其中不少在中国早已经失传。
正是本着复兴整个中国佛教以振兴中华的宏誓悲愿，四处寻觅，上下求索，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具有了可以标举时代的风范。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伏流”
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立义高，以弘法布教为目标，所印经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审，更加便于学人读解，也使经义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义学振兴有据。
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简择严，对文义浅俗、迷信附会之书以及伪经伪论严格简别，从经籍源头上杜绝了相似佛法的泛滥，保证了佛教正法的弘扬。
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涵盖广，不拘一宗一派，特别是杨仁山居士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中国宋元以后失传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种，择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论宗、唯识学等宗派得以旧义复明、宗旨重光、绝学恢复，近代中国佛教也从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复兴之路。金陵刻经处高立义、严简择、广涵盖，刻印经籍，流布经教，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可靠的经典依据，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得以复兴的基础。
为进一步复兴佛教，杨仁山又在金陵刻经处创设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大兴讲学、研究之风。
1907年，与斯里兰卡人达摩波罗创办摩诃菩提会复兴印度佛教相呼应，杨仁山得到陈三立等的支持，在金陵刻经处创办僧学堂祗洹精舍。杨仁山自编教材，自任佛学讲席，聘苏曼殊教英文、梵文，以期学子兼通中西，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佛教。太虚法师前来入学，脱颖而出，进而倡导佛教改革运动，其导源正在于此。
1910年，杨仁山发起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了佛学研究会，被推为会长，每半月讲经一次，每月开会一次，从事讲论不息。
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设立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同道由刻经而朝夕丹铅，感发讲学、研究的兴趣，复以研究指导印经，反复增进。
杨仁山门下多才，谭嗣同擅华严，桂伯华擅密宗，黎端甫擅三论，唯识学则有欧阳竟无、李证刚、梅光羲、蒯若木等，开居士佛教先河。金陵刻经处成为佛教文化重镇，影响近现代社会至深，被梁启超论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伏流”。
经版所在，遗体所在
金陵刻经处创建百余年来，屡经兴衰而慧灯不熄。
初创时期的金陵刻经处条件十分艰苦，甚至没有自己的固定场所，开始以南京市内北极阁房舍为址，后被人觊觎起纷争,不得不迁往常府街杨仁山寓所,进而又随着杨仁山寓所迁往花牌楼。
1897年，杨仁山筑室于延龄巷。新居院落占地六亩多，有房屋60多间，金陵刻经处也随之迁往，从此才固定了下来。
杨仁山的起居室在院落的西部。起居室的前面有池塘，四周植柳，取唐人诗意，命名为“深柳堂”，学者因以“深柳大师”称居士。此处也是杨仁山校经、著述、授学的地方。
堂分三间，东间是卧室，中间是会客室，西间是书房。是年夏天，杨母孙氏卒，三年服阕，仁山对三个儿子说：“我自28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亦已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议矣。汝等均已年壮，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毋以世事累我。”
1901年，为了让金陵刻经处有一个永久固定的场所，杨仁山命其三子立了“分家笔据”，将住宅房屋60多间并宅基地六亩多，悉数捐给了金陵刻经处，永作刻经、藏版、流通之所。但是，为了支撑刻经事业而历年所欠三千八百一十两银债务，则命由三房分担偿还。
杨仁山居士筑室延龄巷，舍室为法，金陵刻经处有了永久场所，刻经弘法事业更好地开展，影响日隆。
1896年，谭嗣同在南京候补江苏知府，不愿与腐败官府周旋，闻知南京城内有杨仁山先生学问博而德行高，便欣然来到金陵刻经处，向杨仁山居士执弟子礼，研习佛学、新学，著成其代表作《仁学》，以佛教理念镕铸新学，提倡变法维新，轰动一时，肇始了佛学对当时社会思潮乃至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谭嗣同离宁赴京参与戊戌变法，将其一套红木桌椅送与杨仁山，并将杨仁山一子带去北京求学，以答谢师恩。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引颈就戮，决志为法捐躯，杨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义，谭嗣同以献身变法为己之使命，而侍奉孝养其父为其使命相催促，将其赶离了危险境地。
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失败，维新党人被追查，杨仁山作为谭嗣同的“佛学导师”，金陵刻经处作为谭嗣同著述维新著作《仁学》的地方，自然难免被查。幸而杨仁山在官场上层多有交往，早已得到消息，将有关材料悉数处理，来查抄的官兵也只是转悠了一圈，做个样子便走了，金陵刻经处得以躲过一劫。
1911年10月8日下午，杨仁山去世。
当天上午，他还与同人详论刻经诸务。当听说又觅得古本注释数种，欢喜不已，说：“予幸得闻此书之存也。”
为了能永远守护着金陵刻经处，杨仁山突破中国人从不将遗体葬于家中的传统，遗嘱“经版所在，遗体所在”。遵其遗嘱，他的弟子门人在刻经处深柳堂后、经版房前为其建塔安葬。
1918年，杨仁山居士之塔竣工。杨仁山居士之塔巍巍耸立，肃穆庄严，向我们昭示着杨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复兴中国佛教的无量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