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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献与文学中的佛教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合影
从经典中解析东亚佛教思想与义理
般若系经典作为阐扬大乘“空”思想的经典，在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义理佛教的代表性宗派之一的华严宗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张文良认为，华严宗虽然尊奉《华严经》为最高经典、其思想主要以对《华严经》的注疏方式而展开，但般若系经典同样受到华严思想家的重视，“空”的思想也构成中国华严思想体系的重要要素。中国华严思想家是在吸收般若系经典的思想基础上构筑华严思想体系的，与此同时，他们对般若系经典的独特阐释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般若思想的发展，成为印度般若思想本土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华严几位思想家的经典著述——智俨的《金刚般若经略疏》、法藏的《般若心经略疏》、宗密的《金刚经纂要》和子璿的《金刚经纂要刊定记》的思想特征的考察，张文良认为，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华严思想家对于般若系经典的基本立场。在对般若类经典的教相判释方面，中国华严思想家基本上将其判为“大乘初教”或“般若空宗”，即将其视为破除凡夫众生我执和法执、获得般若智慧的经典。在对般若思想阐发方面，智俨将《金刚般若经》的宗旨规定为实相般若、观照般若和文字般若，并将三种般若分别与理、行、教相对应，即将般若视为随众生的修行过程而显现的智慧。此外，智俨还力图借助《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和《华严经》的唯心说，从缘起的立场对“空”与诸法的关系作出说明。法藏从“相违义”“不相碍义”“相作义”等三个层面对“空”与“色”之间相互否定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做了综合分析，力图将般若“空”义与华严的“无碍”义相融合。而子璿则引入“真心”概念来诠释“空”，认为“诸法皆空”就意味着“真心”现前，力图将般若空观与“法性宗”和华严教学相贯通，表现出“真心”一元论的思想倾向。
在佛教义理阐发中形成了不同宗派的佛教思想家，与会学者对不同佛教大师的思想辨析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海涛介绍说，在韩国看话禅的传统谱系中，太古普愚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禅师。从思想上看，普愚所重视的看话禅则主要继承于高丽知讷、慧谌以来的看话禅传统，但又表现出融摄其他禅修法门的普遍意义。也就是说，普愚的看话禅具有否定文字禅和公案禅的特点，倾向于大慧宗杲所确立了看话禅传统。太古普愚与后来入元回国的懒翁慧勤、白云景闲及先前传法于高丽的指空和尚等人一起开创了高丽末期临济禅法的盛行。
不少佛教人士的史迹在文献中多有记录。日本爱媛大学教授邢东风研究发现，有关被称为《华严》学者的唐代佛教居士李通玄的史料记载大多充满神话色彩，邢东风根据唐宋時期的相关史料，对李通玄的各种神话性传说进行考察，从而展现这种传说的形成经过，并具体揭示他以神奇事迹而占据佛教史上一席之地的事实。邢东风从考察中发现，关于李通玄的事迹和经历，最初只有他弟子的简要记述，后来陆续出现了神话性的传说，李长者被说成神奇的人物，这样的传说至晚唐五代时期大致定型，以后在《宋高僧传》里成为定本，最终成为佛教史上的“感通”人物。可见古人眼中的李长者，与现代人理解的“学者”有很大出入。
发掘佛教中的哲学
与会学者从哲学的视角对佛教思想进行了解读。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教授陈红兵认为，佛教的动物观本身包含多层内涵，因而也具有多方面的生态环保意义。六道轮回观念认为畜生道没有仁义道德，生存环境恶劣。这一观念客观上难以导向人们对动物的关爱。不过六道轮回观念旨在劝人弃恶修善，从道德教化意义上说，又能导向关爱动物；佛教对“清净”的德性追求，会促使修行者与动物保持距离，自觉做到不伤害动物。而大乘佛教对“慈悲”德性的追求，则能导向对动物的慈悲关爱；佛教本生故事中关于动物道德和智慧的故事，有利于激发人们对动物的尊重、关爱之情。一些本生故事中还蕴含有生态环保知识；而其中包含的反对动物祭祀的内容本身具有动物保护意义。“众生皆有佛性”的生命平等观则能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提供深层理论依据。
我国古代儒学人士对佛教的理解往往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与佛教的关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谭明冉考察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对佛教的相关论述。通过相关文本的考察，谭明冉认为，王夫之基本上是排佛的，试图提出儒家注疏中的佛教因素。这种态度的形成既源于他个人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也受其春秋经家学的影响。他斥责佛教和王阳明为异端，从气一元论和经验论的角度批评佛教的空。空观最终导致佛教徒对生物的不仁和冷漠，尽管佛教倡导慈悲为怀。他借用道家的自然化生来反驳佛教的缘起性空。万物都是一气的自然聚散，没有消灭，也没有佛教的轮回再生和报应。因此，一个人所当作的是顺应生命之理践行仁义，增加自己和宇宙间的和气，而不是耗费精力于不可知之来生死后。
中国古代文学受佛教影响
佛教在中国古代的传播对很多古代文人的思想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香港城市大学新亚研究所副教授刘卫林以李白、杜甫两位唐代大诗人的作品为例，分析了唐代诗人诗禅观念与北宗禅禅法的关系。刘卫林介绍说，佛教流传中土以来，佛学思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传统文化，其中又以禅学影响传统诗歌创作最为显著。事实上这种文化上的诗禅融合现象，又明确见诸唐人诗歌创作之中。自安史之乱后，中唐以来南宗禅大行于世，渐次取代北宗禅地位。嗣后北宗禅没落，而论者多以南宗禅解释传统诗歌创作与佛教思想关系，北宗禅之影响诗歌创作，尤其对唐人诗创作以至诗禅观念的影响更往往备受忽略。以往研究李白与杜甫诗者，或以为二人无涉于佛禅思想，或以为二人即与佛禅关涉，亦不过受南宗禅影响，便是出于上述这种观念所导致。以李白与杜甫两位深具代表意义的盛唐诗人为例，从李白笔下所描述一己对清境而冥心宴坐，以禅境构建诗境；到杜甫藉诗境深入禅寂，以至点出以精微禅心而搜吟出飞动佳句，都足以反映唐代诗人在深受北宗禅禅法影响之下，往往援禅思禅观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这一特殊的诗禅融合现象。虽然中唐以来南宗禅渐次取代北宗禅地位，然而在李白与杜甫笔下，北宗禅这种专念息想以凝住一心，由定发慧而起心外照，因而在吟咏或构思之际中有助诗境创造的禅法，却广泛流传于其后诗学观念之中，对唐人诗歌创作以至诗学观念起着广泛与深刻的影响。
北宋词人苏轼一生也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教授朴永焕介绍说，苏轼一生期间都非常善于运用佛教禅宗的摄理、走外儒内佛的精神方面求道者之路。他在任何逆境中也不愤怒，反倒随缘自适的同时追求从烦恼和爱憎的分别心中摆脱出来生活。在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最艰难的生活体现了随缘自适和任运自在的境地，仿佛看到了到达解脱境地的禅师之开物境地。苏轼的人生中随缘自适的人生观之体现以及最凸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超然空出所有的达观态度。苏轼跳过所谓消极佛教的认识，反倒以积极的运用坚持旷达观和从容、诙谐和达观姿势，将苦难以创作加以升华，留下了众多的作品。贯通苏轼一生的重要思想乃以大乘空观、随缘自适、无心和无住、无执著等坚持圆融无碍的人生观。因此，东坡诗文中经常投映出乐观、可超越所有的、人生达观般幸福和诙谐的禅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