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恐到靠嘴吃饭：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是这样炼成的

在敦煌莫高窟，与游客们接触最多的要算讲解员，讲解员们也是除研究人员之外，与文物接触最多的一类人。

敦煌莫高窟讲解员边磊（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从社恐到靠嘴吃饭：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是这样炼成的
在敦煌莫高窟，与游客们接触最多的要算讲解员，讲解员们也是除研究人员之外，与文物接触最多的一类人。因为“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我作为随行报道记者来到敦煌。这个公益项目全称“我在敦煌讲壁画”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从5月1日到6月10日，10位入选的志愿者（也称守望者）经过全方位培训，上岗担任讲解员。借着这个机会，我接触采访了几位不同类型的讲解员，记下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不管谁来了，不能拍照就是不能拍
“以前都不知道释迦牟尼是谁，当了讲解员才知道，原来是印度人。”边磊说。
边磊是这次“文化守望者”项目的洞窟培训老师，负责为10位守望者培训讲解和洞窟内容培训，他本职是敦煌研究院接待部的一名资深讲解员。
“2007年4月2日。”问到什么时候正式成为讲解员，边磊记得特别清楚。从2007年到现在，他已经在讲解员这个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十一年。在莫高窟，像边磊这样讲龄超过10年的讲解员并不在少数。
边磊说他成为讲解员的经历有点坎坷。2006年他高考失利，选择了一所民办自考院校，上了一学期，由于学费太昂贵，来年3月，他就想换一所甘肃省内的学校，学费低很多，也许是缘分吧，转了一大圈回到家乡敦煌，一边想复读高中，一边留意工作信息。正好一回来就遇到在敦煌城里招聘莫高窟讲解员的信息，就去应聘了。从小语文成绩不错的他顺利参加了面试和笔试。从一开始的季节性合同（4月开始，12月结束）到2008年，成为了合同制讲解员。
在边磊看来，讲解员的角色是多重的，既是讲解员，也是文物保管员。比如他会向守望者们和游客们强调，他们所参观的地方不是景点，而是博物馆，周遭都是无价的文物。他也会反复向守望者们强调，每次讲解完一个洞窟，务必记得把门锁上。边磊还记得，他有一次去秦帝陵，一位三四十年前做过讲解员的老先生跟他回忆，那个时候讲解员除了上述两个角色，还要担任卫生清扫员。
回顾最初当讲解员的经历，边磊印象最深的就是“压力大”和“紧张”。“比老师（志愿者）们紧张多了，那是饭碗能不能保住的问题。进去一个月就要考核的，前一天学习，第二天就要去讲的，如果讲不出来，就会挤压得越多。”
这次有守望者跟边磊说有人说梦话都是关于莫高窟，边磊笑笑说，那个时候他虽然还不至于这么夸张，但一整天满脑子都是洞窟，都是年代和数字。
作为已经做了逾十年的讲解员，免不了会有阶段性的职业疲劳。他形容这种疲劳就像一个起伏的螺旋状会慢慢上升，然后打破。但至于如何打破，边磊觉得下面这个他看过的说法表达得非常确切：有一幅漫画，一个人踩着一小摞书，看到的都是垃圾。踩着更高的书，就看到高楼大厦。如果踩得更高的书，就能看到乌云。到最后，站得非常高，就能看到乌云上还有蓝天。
做了十年，他如今看到的是乌云还是蓝天？边磊很谦虚，只是说需要不断学习，而这种不断学习的动力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方面是职业压力，由于讲解员分等级，每年冬天都要强化学习，除了集中学习之外，如果想提升自己，讲解员还需要自我学习，来年春天会有考核。“为我们考核的是敦煌学的专家，你看没看过书，来不得半点虚的。一个月没看书，自己知道。一年没看书，同事知道。”
第二个因素来自于游客，除了普通游客之外，只有业务素质过硬的讲解员才能负责专家学者或某些更高层次的游客的接待。
“就像反作用力，逼迫你不断去加强学习，你才能有话可讲。不能跟普通游客是讲这些，跟有一定基础想要深入了解的研学营的人也讲这些。”为了加强知识积累，边磊会阅读敦煌研究院编的双月刊《敦煌研究》，100多期的内容他都翻阅过一遍，但他只翻阅摘抄一些自己能理解、能和游客对接的东西。平时，他也会有意识地阅读关于美术、历史和宗教方面的书籍。
说到讲解员，作为学员的守望者们都说，敦煌的讲解员们都是见多识广的。见多识广的讲解员也经常会遇到诸多见多识广游客，边磊强调在任何游客面前，都要保持“不卑不亢”的职业态度。“很多游客去过很多地方，会有一种自豪感、优越感，觉得敦煌就是西北边陲的一个小地方，会有地域歧视。他们可能会对讲解员不礼貌、不尊重，比如他们会肆无忌惮地拍照片、和朋友聊天，不尊重讲解的环境。但作为讲解员，我们要把控全局，为所有观众服务。所以就要维护自己的职业尊严，要有职业操守。不管谁来了，不能拍照就是不能拍，不能摸壁画就是不能摸。”

守望者与讲解员合影（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谈到自己欣赏的讲解的风格，边磊喜欢用“心性的表达”“有温度的讲解”这样的说法。他对此的理解是讲解员要把学术成果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不是冷冰冰的复读机，是有温度感的，在讲解中要把自己的成长经历、感受和游客对接到一起。
但在讲解过程中，边磊不会带入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讲解员是不表达自己的，只是一个桥梁。“我们的职责是让文物说话。但我们从来不会说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们只是讲解员，还不是学者，当然我们会沉淀讲解员的厚度，成为学者型的讲解员。”
边磊介绍，“接待部目前一共有150位讲解员，每带一次普通团队，平均讲解75分钟左右，要是专业团队会超过5个小时。虽然夏天会有暴晒沙尘、冬天寒风刺骨。但边磊说莫高窟的讲解员流动性不大，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归属感，另外在这里圈子也小，工作性质比较简单，人心比较稳，不像在大城市，机会多，跃跃欲试的就多了。”

敦煌莫高窟讲解员翟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亦庄亦谐不是为了讲相声，是为了给游客讲清楚
“飞天就是佛祖讲经的时候负责散花送香娱乐的，有点像今天的文工团”，每到讲解员翟鹏抛出这样的包袱时，整个旅游团就都笑了。
今年是32岁的翟鹏成为敦煌莫高窟讲解员的第五年。讲解员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2014年，27岁那年，翟鹏成为了莫高窟讲解员。在这之前，他没想清楚工作的意义在哪里，觉得坐办公室很无聊，但做讲解员或许和一般工作还不太一样，比较有意思。
在成为讲解员之前，翟鹏对莫高窟也不了解，他唯一的印象就是碎片式的九色鹿、舍身饲虎。翟鹏说他声音不算好听，还特别惧怕在人群里说话，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靠说话吃饭，更不知道怎么当了讲解员的两三年后就变成了一个段子手。“现在人越多，越不怕，越想跟人分享。以前不一样，以前我特别害羞，坐火车最害怕对面的人跟我搭讪。”
从一个不敢说话的社恐到现在变成网友口中的“讲解界的郭德纲”、“网红讲解员”，这个蜕变在今天的翟鹏说来就是云淡风轻的四个字：唯熟能尔。“倒油倒了五百次肯定能倒得好。我算过有一年我讲了将近700多趟（一般500趟）。工作的前三年，七八九月的旺季我都没请过假。”
但就像大多数干到一定年数的讲解员一样，翟鹏也会意识到这个职业重复性太高的问题。“有一天带了五个团，进了五次藏经洞，讲了五次王圆箓，到后来我都迷糊了，不知道自己讲没讲过王圆箓。”
由于讲解员大多数时候面对的都是来之前对敦煌几乎一无所知的普通游客团，按照翟鹏的说法，作为讲解员，他们的角色主要是“启蒙”。重复归重复，翟鹏也能把这种职业倦怠化解掉。“有一次一个老大爷问我，你每次讲是不是都讲一样的，我说是啊。老大爷说，但对我们来说是不一样的东西。我恍然大悟，我觉得反复的内容，听的人是第一次听。”
听过翟鹏讲解的游客都会被他一个接一个的包袱逗乐，他自己管这种讲法的风格叫“亦庄亦谐”。“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观众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诙谐了一定要庄，亦庄亦谐，包袱抖完不能撂下，要解释。比如用文工团比喻飞天，就是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不是为了讲相声，包袱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让他对敦煌文化感兴趣。”
除了亦庄亦谐之外，翟鹏的讲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速快。一次讲解约75分钟，而在这75分钟里，翟鹏几乎每一分钟都在说话，从一个洞窟出来到另一个洞窟的途中他也没有闲着。“我的语速很快，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观众了解得更多。”
不论讲得诙谐还是讲得快讲得多，用翟鹏的话来说都是为了埋下种子。“通过我的讲解，一部分人可能就会跟敦煌文化产生联结，后续会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去年我去成都博物馆做敦煌展览，有志愿者一开始是维持秩序的，但听了我的讲解，自己后来也试着去讲。这可能就是一点点成就了。”这是他做这个职业的一点满足感和成就感。
虽然个性比较“佛系”，说话比较率性，但翟鹏说起自己的工作，就开始“正色”起来。他意识到作为莫高窟讲解员，需要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积累，他会争取去各大石窟考察，也喜欢读美术史类的书籍。采访前，翟鹏刚讲解完一个团，顶着大西北下午的烈日，他一边摸着头，一边笑着说说：“这么晒下去，这么强的紫外线晒着头皮，我怕我要秃。”一行有一行的职业病，在莫高窟干久了，有的讲解员容易出现风湿，因为窟内窟外温差大。也有的讲解员颈椎容易出现问题，因为讲解时要经常仰头对着壁画。除了可能要变秃的“焦虑”，翟鹏庆幸自己还没有职业病。
“我有职业感，但还没有职业病。职业感是什么？我想起码是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敬业，要对得起来来往往的游客。”

守望者和敦煌研究院员工打排球（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在敦煌待得越久，越敬畏，就越不敢开口
“老师好！”见到不认识的穿着制服的讲解员走过，刘鑫主动冲对方打起了招呼。
“别叫我老师。”讲解员害羞地笑着走了，透出西北人特有的淳朴。
刘鑫是“文化守望者”项目的10名志愿者之一，是武汉大学研二的学生。作为这个项目的重头项目之一，志愿者们在经过十天密集培训（专业讲解员的密集培训期一般为一个月）之后，于5月18日到6月10日要进洞上岗，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在志愿者眼中，除了带队培训的边磊，每次跟随他们讲解的各位讲解员都是他们的老师。
经历了第一天的高度紧张、开不了口、社恐等问题，三四天后，有的志愿者们渐入佳境，而一开始因过度紧张而不敢开口的部分讲解者也逐渐得到了提升，从中获得了很多心得体会。
志愿者之一牛佳耕第一天带了一个团，总共讲了近两个小时，远远超出规定的75分钟的时长。牛佳耕说他带了一瓶水，但从头到尾都来不及喝。
尽管从游客的角度，反响不错，但牛佳耕意识到，时间太长也是有问题的。“我一开始就是有点面面俱到，另一个讲解员老师告诉我，其实并不需要面面俱到，每个洞窟都要有重点，有省略。”于是，牛佳耕开始有意识地做每条路线重点的规划，这样会有助于他复习。为了节约在洞窟内的时间（在洞窟内时间太久，可能会造成二氧化碳超标的问题），从第二天起，有的次要内容他在洞窟和洞窟间的沿途就直接讲述完毕。
讲解时需要大量知识储备，记忆这一关是让一些志愿者颇感头疼的问题。但牛佳耕有他自己的方法，他说自己最不喜欢死记硬背，他的做法是，当分配的线路定下来之后，他就有意识地寻求不同洞窟间的逻辑关联。比如有的线路是按照初唐、盛唐到晚唐这样的时间顺序，知道了一个朝代，就会知道一个朝代的洞窟壁画、塑像的特点。
在带团讲解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旅游团众多，当志愿者带着一个团来到某个洞窟前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现里面正有一个团，而且有的洞窟面积不足以容纳一个以上的团的时候，就会需要考验讲解员的调度控制能力。有的志愿者会利用在外面等待的时间讲这个洞窟的背景信息讲完，有的志愿者如罗依尔则发明了自己的小窍门，就是主动和游客玩快速知识问答的游戏，考考游客在上一个洞窟中学到的知识点。
通过讲解，志愿者们也逐渐意识到，面对形形色色的游客，讲解员并不是简单的信息传输，还需要考验自己组织协调管理的能力。比如牛佳耕说他对中国的游客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做法。“昨天有一个游客，勾着栏杆要去摸。那时我马上就很严肃，我说根据文物保护法等等规定是不能摸的。大家一看我严肃了，马上就规矩了。该严肃的时候就得严肃。”
志愿者刘鑫遇到过一些情绪比较激烈的游客。一次在他讲解藏经洞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当年外国人用白菜价买走中国珍贵文物的历史，团中有几个年轻人由于涉及到民族情绪，说出了比较激烈的言论，这个时候带他的老师告诉他，遇到这种状况，一定赶紧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不然气氛会被他们带走。“我还遇到过一个导游，还没进洞前就跟我说，我们这个团队要赶火车，希望可以压缩讲解时间。带我的讲解员老师就告诉我，75分钟是只能多不能少的。因为不是只有一个团，如果讲少了，对其他游客就不公平了，所以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
也有志愿者则表示，由于在敦煌待得越久，反而更不敢开口。从第一天上岗，张平说她还没完全克服不太能开口的问题。“很怕讲的时候对人家不负责任。还有就是待得越久，就越对这个地方心存敬畏，就怕自己的讲解承载不起背后厚重的历史和艺术。”
另一位越来越对莫高窟心存敬畏而反而不敢讲的是孟庆芝，是一名56岁的退休中学教师，也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我越来越不敢开口，因为我敬畏它。学多少是多少吧，我享受学习的过程。”孟庆芝说。
通过在敦煌的这些天，来自北京的孟庆芝更清晰地意识到，她从讲解员以及当地人中间看到了在大城市久违的缺失的那种人性的本真。“我问一个讲解员小妹妹，如果有游客问到她不懂的问题的时候，她会怎么办。那个小妹妹很坦然地说，那就坦诚地告诉对方，我回去把问题弄清楚，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还有我去问路的时候，他们会掏出一张纸条告诉我。我觉得这就是传承。”
刘鑫一天带完一个团后，不禁有点小得意，因为他带团参观藏经洞的时候给游客们讲了一个笑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笑话是他从发给他的材料里看到的，正好用到了讲解中。“那个时候僧人也是要读书的，小沙弥要学写诗。藏经洞里记载了小沙弥的作业，作业里，小沙弥就讽刺来带他修行的老沙门，讲的是老沙门带他去禅窟里坐禅苦修。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小沙弥看见老沙门从禅窟里走出来，头上粘了稻草。说明老和尚在苦修的时候，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