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魏道儒教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佛教研究

　　从1978到2018的40年，是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40年，是中华民族迎来复兴光明前景的40年。在这个中国社会各方面都飞速发展的同频共振历史阶段，中国的佛教学术研究也走过了光辉灿烂的历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各类专业佛教学术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各级各类佛教刊物陆续创办，优秀佛教科研工作者不断涌现，国内外佛教学术交流日益扩大和频繁。这四个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绩，直接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走向繁荣。改革开放以前，各类佛教研究成果很少，甚至出现过没有论文发表的年份。改革开放以后，成果出版呈现快速递增的态势。从1949年到1966年，国内共发表佛教方面的文章1003篇，平均每年发表58篇左右。从1967年到1974年，学术界没有发表过一篇佛教研究文章。从1978年开始，佛教研究文章逐年递增。到1992年，一年发表的论文达到1125篇，超过1949年到1966年发表数量的总和。1996年到1998年的3年时间里，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与佛教相关的文章3300多篇，各种著作400余部。进入21世纪，佛教各类成果的数量更为迅速增加。到现在为止，综合已有的各种不完全统计数据，佛教各类文章大约有数万篇，著作大约有数千部。 40年来，中国佛教研究学者为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发展佛教文化的对外交流，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取得了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成就。在这里，我想通过六个部分的简单介绍，说明40年来我国地区佛教学术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所具有的特点，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大致发展趋向。

　　40年来，在已经出版的各类佛教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佛教历史方面的著作，包括各种通史、断代史、近现代史、地区史、宗派史等。 1.佛教通史研究一般说来，优秀的通史著作，往往能够集中反映个人或集体在综合、整体研究佛教方面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平，所以历来受到特殊重视。关于佛教的通史著作，可以分为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两大类。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术界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著作，更不用说世界佛教通史著作了。40年来，我国学术界推出佛教的世界通史著作一部，佛教的中国通史著作多部。 2015年由魏道儒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出版发行，该丛书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主要过程，在国内外学术界属于首创。《世界佛教通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并且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文化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进行深入研究。全书各卷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全书的绝大部分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的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这部完全意义上的佛教世界通史著作出版之前，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是一部世界佛教的简明通史著作。该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世界范围内佛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长期作为国内各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书。 40年来，已经出版多部不同类型的中国佛教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各有精彩。孙昌武撰写的《中国佛教文化史》是一部旨在全面描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阐发中国佛教文化成就、总结中国佛教文化发展规律的著作。作者把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两汉至两晋为中国佛教草创阶段，南北朝为佛教逐步实现“中国化”时期，隋唐两宋为佛教“中国化”完成期，元明清为中国佛教发展第四期。潘桂明撰写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分为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三段，论述佛教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学派、宗派，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范畴和命题。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是专题性质的通史著作，特色鲜明。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属于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著作。该书将中国佛教史分为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四个时段加以叙述，在内容上涵盖了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系统的人物、典籍、教义、制度、仪轨、礼俗、艺术乃至儒释道关系、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季羡林、汤一介担任总主编的《中华佛教史》，内容上起汉魏，下及近代，涵盖了佛教在我国多民族的传播，以及汉传佛教在日本、朝鲜等国的发展，并且对佛教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分卷专题论述。该部著作把中国少数民族和传到海外的佛教与中华本土的汉传佛教编纂于一部著作当中，成为佛教史著作的创新之处。除了以上这些综合或专题中国佛教通史类著作之外，有两部类通史著作影响很大。其一，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叙述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和演变的主要脉络，其中的许多论述对以后的研究者起到了引路作用。其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于1981年开始出版并已出版三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论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该书把这一阶段的重要佛教译籍进行了系统、详尽剖析，属于原创性质的工作。 2.佛教断代史研究优秀的断代史著作一般是作者长期深入研究之后取得的成果，大多以功力深厚，富有创见著称。40年来，出版的中国佛教断代史著作有很多种。其中，郭朋陆续出版《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属于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系列断代史著作。杨曾文的《隋唐佛教史》以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著称。与断代史研究相联系，在研究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方面，也要重要突破。其中，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是一项填补学术空白的成果。此后，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不断有成果出现，崔红芬、孙颖新等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有专门著作。杨富学除了西夏佛教研究之外，在回鹘佛教、敦煌佛教文献等研究方面也有专门著作。 3.佛教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界逐渐重视近现代佛教，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这既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更与当代佛教蓬勃发展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分不开。关于现当代佛教的研究论文大约有数千篇，著作可能不下百部。即便关于一个重要人物、重要寺院、重要事件、重要思想，也往往形成数百万字的文字。比如，关于“人间佛教”问题的探讨，规模不等的专门学术会议有数十次，文章上千篇。关于近现代佛教的著作，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人物、思想等方面。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太虚思想研究》，郭朋、廖自力、张新鹰合著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近佛教论》，麻天祥的《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研究》，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陈兵、邓子美的《20世纪中国佛教》，程恭让的《抉择于真伪之间：欧阳竟无佛学思想探微》，刘成有的《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陈永革的《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浙江佛教研究》，葛兆光的《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纪华传的《中国近代佛教史》，等等。 4.佛教区域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始，各地方政府相继重视保护和挖掘当地的佛教文化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学者们陆续撰写了本省、本市或本地区的佛教史著作。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王亚荣、畅耀等学者撰写了长安佛教宗派祖庭的专门著作，是比较早的一批地区佛教史著作。从20世纪90年始，出版的地区佛教史著作逐步增多。到现在为止，几乎可以说，在佛教曾经盛行过的地区，都有学者推出相关佛教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根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将近百种，比如，王亚荣《长安佛教史论》、侯冲的《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就属于此类著作。撰写区域佛教史专著的学者很多，比如冷晓、韩丽霞、董允、崔正森、王荣国、韩溥、何建明、严耀中、陈荣富、胡恩厚、蒲文成、王路平、徐荪铭、王传宗等。此类佛教区域史著作中的优秀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充分搜集、整理和运用了本区域特有的资料，对相关佛教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尽可能细化的描述，有助于深入认识当地佛教。 5.佛教宗派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佛教宗派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多数成果包括在与研究隋唐佛教有关的著作中，还没有出现篇幅较大的专门著作。从20世纪90年始，江苏古籍出版社历经十几年努力，出版了多部中国佛教宗派通史著作，包括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杨维中的《中国唯识宗通史》，王建光的《中国律宗通史》等。在密宗通史的研究方面，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是代表作。在三阶教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张总的《中国三阶教史》。宗派“通史”的出现，是学术界在佛教宗派史研究方面有实质性进步的重要标志。在研究佛教宗派方面，禅宗是学术界投入人力最多、取得成果最丰富、研究视野最开阔的领域。尤其是近20年来，出现了研究禅宗历史、思想、流派、人物、典籍，以及禅宗与中国文化、禅与东方文化、禅与艺术等方面的大批论文和著作，出现了所谓的“禅宗热”。这是由禅宗本身的长期历史积淀、国内外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旺盛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在不同时期出版过禅宗专门著作的学者很多，比如，顾伟康、葛兆光、洪修平、潘桂明、陈兵、麻天祥、杨曾文、吴立民、徐孙铭、吴言生、徐文明、龚隽、邢东风、董群、刘泽亮等学者，都在禅宗通史、断代史或文化史等方面出版专著。至于在研究禅宗人物、经典、制度、思想等方面出版过专著的学者，人数就更多了，不少学者还独立出版了多部著作。在天台宗研究方面，出版过专著的有王志远、董平、朱封鳌等学者。张风雷、潘桂明、李四龙、俞学明、韩焕忠、韩剑英等学者出版过研究天台宗人物、学说等内容的专著。在华严宗研究方面，王颂的《宋代华严思想研究》是一部华严宗的断代史著作。邱高兴、韩焕忠、李玲等学者有研究华严宗人物、思想、经典或学说方面的著作。在研究三论宗历史、思想和人物方面，有华方田、杨永泉、李勇、纪华传等学者的著作。研究唯识宗的学者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出版了多部专著，比如，周贵华的《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相对说来，研究玄奘的专门著作和论文数量最多。在研究净土宗方面，除了通史著作之外，魏磊、刘长东、王公伟等学者都有著作。在研究律宗和佛教戒律方面，有严耀中的《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湛如的《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温金玉有关于律师评传和四分律研究方面的多部著作。

　　1. 佛教哲学研究 40年来，研究佛教哲学的论文和著作很多，其中不乏具有原创性质的成果，比如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出版的佛教哲学著作中，有两部著作具有代表性。其一，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该书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观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建立中国佛教哲学的全部体系结构，把它分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首次从整体上构建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其二，杜继文的《汉译佛教经典哲学》，该书通过分析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经典，大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经典，勾勒出整体佛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还佛学之真面目。在同类著作中，该书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完全是创新的。改革开放以前，在佛教逻辑（因明）、伦理、美学、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或者成果极少，或者是完全空白。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陆续在这些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各类成果，这些方面的研究专著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中多数属于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具有原创性质成果。沈剑英、杨化群、巫寿康、郑伟宏有因明学著作，业露华、董群、王月清有佛教伦理学著作，祁志祥、王志敏、王海林有佛教美学著作。 2. 佛教文化艺术研究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水融。对佛教文化及其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蓬勃发展，除了发表很多论文之外，也推出众多著作，其内容涉及到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方面通论性质的著作，包括书名冠以“中国文化”或“中国佛教文化”的著作，数量很多，其中一些著作还是有原创性、有学术价值的。在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方面，2000年以前出版的专著很少，大多出现在本世纪以后。比如，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普慧的《南朝佛教与文学》，陈允吉的《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冯国栋的《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等等。关于佛教艺术的各类成果很多，既有以研究石窟为中心的，也有以研究寺塔为中心的。马世长、丁明夷的《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宿白的《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佛教考古学》，李崇峰的《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等，是侧重于从考古方面研究佛教历史和艺术。金维诺的《中国古代佛雕——佛造像样式与风格》是研究佛造像艺术的专门著作。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王志远的《中国佛教表现艺术》。另外，还有李涛、金建荣、邹蕴、罗宏才等学者的著作。赖永海、王月清的《中国佛教艺术史》是一部佛教艺术通史著作。 3. 佛教制度、信仰等专门领域的研究随着佛教研究学者专门化水平的提高，佛教研究呈现深入、细化的趋势。尤其是从21世纪以来，专门研究佛教戒律、僧制、礼仪、制度、寺院、生活、语言、事务管理、菩萨信仰等成果越来越多，不仅有大量的高质量专题论文，还有很多高质量的专门著作。在这些专门领域研究著作中，很多著作功力深厚，在学术界形成一定影响，比如，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圣凯的《中国汉传佛教礼仪》、周广荣的《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李利安的《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杨健的《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夏德美的《晋隋之际佛教戒律的两次变革》，魏迎春的《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戒律清规研究》，王雪梅的《弥勒信仰研究》，等等。

　　改革开放以前，整理出版佛教文献工作基本没有比较大的工程。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整理出版各类佛教文献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影印、编撰、标点、校勘、现代语翻译的佛教文献为数众多，大约在千种以上。其中，不乏学术价值很高的珍品。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106册，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于1997年全部出齐。这部藏经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一种大藏经版本。《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编撰工作正在进行中。该部藏经的编撰出版，代表了佛教学者在佛教文献整理方面的最高成就。传印主编的《中华律藏》，净慧主编的《历代禅林清规集成》，延藏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佛道教文献汇编》，方广锠、李际宁搜集主编的《开宝遗珍》，传印主编的《中国佛教护国文献集成》，翁连溪主编的《中国佛教版画全集》，何建明主编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方广锠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都是规模很大的工程，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在时期佛教资料整理方面，有黄夏年主编的《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各编，从2008年开始由中国书店陆续出版，田奇主编的《时期佛学资料丛编》，王志远主编的《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1981年开始出版，是比较系统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集，长期成为高校的重要参考书籍。在大藏经研究方面，主要有方广锠的《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李富华、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何梅的《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陈士强的《大藏经总目提要》。最近二十几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在佛教重要典籍整理、校勘、研究、现代语翻译方面成就突出，涉及的经典大约有百余种。有些重要的佛教典籍，比如，对《六祖坛经》各种版本的资料整理、点校、注释和现代语翻译的书籍有几十种。参与此类佛教典籍整理的学者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四、藏传佛教研究 “藏传佛教”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名称，以前习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但长期以来参与的学者不多，成果有限。改革开放以后，参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也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成果的规模不断扩大，考察视野更为宽广，数量也增加更快。藏传佛教的研究范围遍及历史、人物、思想、教义、典籍、仪轨、绘画艺术、建筑雕塑、寺院经济、宗教现状等领域。在藏传佛教历史研究方面，至今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的通史著作，但是，有几部重要的简明历史著作，比如王辅仁编著的《西藏佛教史略》，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克珠群佩主编的《西藏佛教史》。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断代史著作，比如，尕藏加的《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黄明信的《吐蕃佛教》等。藏传佛教教理、思想研究方面的著作不少，班班多杰著《藏传佛教思想史纲》和《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是有影响的著作。进入21世纪以后，此类著作出版比较多了。比如，洲塔的《佛学原理研究——论藏传佛教显宗五部大论》。在宗喀巴思想研究方面，有李元光、朱丽霞等学者的著作，在因明学方面，有王森、杨化群、祁顺来、剧宗林、张连顺等学者的著作。关于西藏密宗的研究成果很多，在20世纪80、90年代，有李冀诚的藏密艺术、藏密礼仪、藏密气功等方面的著作。另有许德存的《西藏密教史》，属于开拓性成果。进入21世纪，此类著作更多。比如尕藏加、德吉卓玛等学者的著作。乔根锁、魏冬、徐东明所著的《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对于认识藏汉佛教思想的异同有很大帮助作用。在教派研究方面，主要著作出现在21世纪，西藏佛教的主要派别如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等，都有研究专著出版。教派专著的出现，是藏传佛教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藏传佛教区域性研究著作数量众多，几乎在藏传佛教流行过的地区都有研究专著出现。此类著作基本在2000年之后出版，撰写的学者有蒲文成、金成修、丹曲、乔吉、李德成、赵改萍、嘉木样·凯朝、于洪等。此类著作中的优秀者，往往具有涉及内容广泛、应用资料丰富，兼有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特点。研究、介绍藏传佛教寺院方面的著作很多，几乎重要的寺院和重要地区的寺院，都有专门的著作。此类著作注重从不同角度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人物、典籍、建筑和各类艺术品进行解说和评论。对藏传佛教中活佛转世等特有制度，以及著名高僧大德的研究著作数量很多。蔡志纯、黄颢编著的《活佛转世》，以及周炜、王云峰、诺布旺丹等学者的著作。在对尼众研究方面，德吉卓玛的《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藏传佛教出家尼僧的演进历史。沈卫荣在研究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典籍方面有多部著作。五、对国外佛教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外佛教研究是比较薄弱的领域。从20世纪80年始，随着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佛教研究不断加强，从事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增加。中国学者对印度佛教和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韩国佛教研究比较深入，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亚洲之外佛教的研究最为薄弱。我国学者在印度佛教研究方面是有传统的，所以有质量的专著比较多。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是一部有持久生命力的著作，本书利用汉文、藏文、梵文等资料，系统论述了印度佛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中国学者研究印度佛学的代表作。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巫白慧的《印度哲学与佛教》，都包含了作者对印度佛教的研究心得，颇有价值。研究印度佛教的著作还有荆三隆的《佛教起源论》，郭良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成建华《佛学义理研究》，等等。王邦维的《华梵问学集——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是一部有特色的中印佛教文化关系方面的著作。在日本佛教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代表作。此外还有高洪的《日本当代佛教与》也很有特色。另外，何劲松在研究创价学会方面，张文亮在研究当代日本佛教方面，均有多部著作。在韩国佛教研究方面，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是一部韩国佛教的通史著作。黄有富、陈景富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是中韩佛教关系方面的著作。魏常海、李平、金勋等学者均在韩国佛教研究方面有建树。在东南亚佛教研究方面，学者们多会涉及到中国南传佛教，代表性著作有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净海的《南传佛教史》，宋立道的《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传统与现代：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郑筱筠的《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等。在研究欧美在内的亚洲之外佛教方面，参与的学者不多，论著也不多，在已经出版的专著中，李四龙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是一部重要著作。六、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问题意识、注重研究工作现实意义的意识逐渐增强，尤其是对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展开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些问题持续成为学术界的热点。40年来，佛教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很多，粗略概括，大约有如下一些引起学术界持续关注，并有大量相关各类论著出版的热点问题。 1. 佛教中国化问题佛教中国化是一个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最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儒道并列，都是学者们探讨的内容。在关于佛教中国化方面已经有许多文章和著作，其中不乏联系历史事实，有理论深度的成果。这种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深入认识当今佛教如何健康发展，有着重要启发、借鉴作用。 2.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讨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与讨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资料进行理论探索，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性，相适应的方式、途径和表现，相适应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特征，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包含的实践内容，等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对于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3. 人间佛教问题人间佛教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在两岸三地发展成为超越派系、超越地区的佛教主导潮流，无论是佛教界、学术界还是宗教工作部门，凡涉及中国佛教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就无法回避人间佛教这个主题；凡探索新世纪的中国佛教建设，就不能离开人间佛教这个主旋律。近十几年来，研究人间佛教的论文数以千计，专著也有多部，涉及到的内容有人间佛教运动的起源、发展过程、人物、思想、性质等方面。这些讨论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间佛教中强调的佛教要与时俱进的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适应社会变化的思想，都是佛教重要的优势思想资源。 4. 佛教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出现快速变化，呈现出崭新面貌，佛教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而与时俱进，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在围绕佛教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佛教在现代社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对内和对外应该从事哪些社会活动，如何塑造自身形象，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怎样实现佛教的现代转型，如何应对出现的新问题。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讨论过程中，学者们也注意到当代佛教在教育、制度、生活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对阻碍佛教现代化的重点、难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对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大讨论，有利于中国佛教未来的健康发展。另外，学术界持续关注、讨论、研究的重要问题还有儒释道关系、佛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佛教与对外交流、佛教与经济发展、佛教与旅游，等等。从2015年开始，佛教与“一带一路”逐渐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探讨的会议、论文开始快速增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重要成果出现。不容讳言，在我国佛教研究不断繁荣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以后应该注意避免。比如，应该避免进行没有任何创新性质的重复劳动，应该避免导致研究成果碎片化的无价值工作，应该避免从设计选题到采用研究方法、确定研究内容的跟班式操作和追风赶时髦操作。诸如此类的不良倾向，都是与获得原创性成果背道而驰的。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佛教研究的成就是空前的、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随着科研人员待遇的不断提高，工作条件的不断改善，那些敬畏学问、有志于献身祖国学术事业的学者一定能撰写出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神韵的佛教研究之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