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文化之秦汉萌芽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有在室内薰香的习俗，当时的薰香目的主要是驱灭蚊虫、消除秽气，因此多为干净的萧、艾等香草植物。在《周礼》中记载：“剪氏掌除蚕物，以攻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虫之事”。当时尚未产生专用的香器，一般是借用青铜制成的鼎、爵、豆等青铜器入炭来薰香，炉器的造型通常是圆口深腹。

 

    秦汉建国，天下一统，国家疆域的扩大，使南方地区的香料也可进入中土，故中原地区所用的香料的种类增多不少。比如林邑，象林之邑的省称，今为越南中部。秦汉时为象郡象林县地。东汉末，象林功曹之子区连自立为王。8世纪后改称环王。9世纪后期又改称占城（后世宋朝著名沉香产区之一）。到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出现了历史上首次中外文化和贸易的空前大交融，大量的现今仍在使用的香料，纷纷从西域或南海诸国甚至欧洲舶来，例如檀香、沉香、乳香、丁香、龙香等。武帝时，开始有关于香料的文献记载，外国使节也会进贡异国香品至帝都。

 

    汉朝的王公贵族们十分迷恋这些香料，在汉武帝之前，用这些香料焚香熏屋、香身、香口、熏衣等习俗在贵族阶层逐渐开始起来，争奇斗艳，炫耀财富。同时，【汉宫典制】的规定进一步推动了这种风气流行。用香药装饰居室成为了帝王们的专利，如长安的宫阙中有“合欢殿”、“披香殿”等。为求抑阴助阳使居室温暖，除恶气，多子多孙，皇后居住的未央宫要以椒（川椒）及其它香药磨碎后和泥涂在墙上。因此，皇后的居住之所也称为“椒房”。《汉官仪》说：“皇后居处称椒房，去其实，蔓延盈升；以椒涂室，取温暖，除恶气也。”宫廷中的路上也要撒香，“以椒布路，取意芳香。”曹植《洛神赋》“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椒涂”即“椒途”，“蘅薄”意为芳草丛生。

 

    《汉官仪》中还有大量的用香仪轨，如：“尚书郎入直台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意思是官员们上朝还要在怀中揣香，汉官兴职曰：“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并要“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等。据传，自汉代起，宫中的侍女多持孔雀翎，其目的就是打扫香灰。汉宫中还有专门为帝后香薰烘烤衣被的曝衣楼，《渊鉴类函·岁时八·七月七日三》“曝衣”：“太液池西有汉武帝曝衣楼，七月七日宫人出衣曝之。”“西风太液月如钩，不住添香折翠裘。烧尽两行红蜡烛，一宵人在曝衣楼。”

    汉代香品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合香“，香已不再是单一品种的香药，而是出现了像中药方一样的香方。香料在制作时，依据一种香品里有几种香料的区分，可以分为只有一种香料的单品香，以及混和两种或两种以上香料的和合香。宫廷的术士开始用多种香药根据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来调配香方，以满足人们对不同香品的需求。和香的使用不仅发展出香料丰富的作用，也产生了更多的香气。据记载，从西汉开始已经有人尝试将多种香料依特质、香味等要素的不同进行调配，并且调配出不同于单一香料的合香香方。到东汉时期，不仅使用香料的种类已经相当丰富，而且各种和香的配方也十分考究，如同配制治病药草的方剂般严谨。香方取君、臣、佐、辅之法，以香方气韵主导之药为君；养性之药则多臣；统合环境之药则多佐；由性及命、促使性命相合之药多为辅，犹依本性所主而兼复斟酌。

    《后汉书》曾有记载《汉后宫和香方》详细记述和介绍了汉代后宫经典香方以及香药的炮制、香方的配伍方法等，可惜已经失传。从史传的部分汉代香方来看，当时的香方配伍十分严谨，方剂较大。多为一君、五臣、九佐、十八辅的大配方。马王堆一号墓就发现了混盛高良葁、辛夷、茅香等香药的陶熏炉。这可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合香”。